香港著名学者：民主已沦为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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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为庆祝百年华诞，最近主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为期两天的国际儒学研讨会，邀请了南大华裔馆前馆长廖建裕教授，香港著名教育家、儒学家霍韬晦教授来做主题演讲。
两位学者的演讲十分精彩，他们的学识和观点也令人折服。不过，一位媒体朋友对霍教授带有浓重粤语口音的普通话，表示听得很费劲。这恐怕是很多香港学者的通病。毕竟乡音难改。半路出家学的普通话，总是不能讲得太普通。
不过我对霍教授的口音倒是已经习惯了。毕竟这几年常听他演讲。霍教授在新加坡创办了民间性质的东亚人文研究所，并常在喜耀文化中心授课。记得三年前，他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以东方思维分析批评了西方民主的弊病，令人印象深刻。
这年头，还真难得听到有香港学者公开批评民主。因为它已被神化为普世价值，似乎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如果有人敢批评它，不管是谁，随时可能被抨击为“替独裁张目”的御用打手。可是西方民主真的没有问题吗？只要探讨西方民主的弊端，就是？
后来，我又看过霍教授的一些文章，也就更了解他的观点。霍教授说，西方民主和人权的观念始于欧洲反对“君权神授”的年代。西方思想家们为此提出天赋人权的理念，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主张顺从人民的意愿来治理国家。这就是民主了。而在政治上，选票就是赋予每个公民的“天赋人权”，自由当然也是。
可是很多人并未注意到，在西方的思想史中，人都是罪人。人的罪在于误用了上帝给予他的自由。所以，自由并不是一个好词，而是人犯罪的根源。西方宗教认为人应该忏悔，把自由还给上帝，做上帝的子民。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被认为是活化市场的动力。于是乎，自由的理念被有意无意地拔高了，甚至被神圣化。在霍教授看来，这无异于鼓励人从自我利益出发，以自我为中心，也就是等于鼓励人的贪婪。
于是，自由真的“自由”了，可以作主了。以前，人们出于对王权的恐惧，千方百计地对主的权力进行限制。可是当每个人都可以做“主”后，对个人的自由就不需要限制吗？那显然不行！这也就是为什么需要法制。
然而，当有人以民主之名与法制发生冲突时，究竟该由谁来做主呢？香港今天面临的不正是这样的拷问吗？对此，刚从新加坡返回香港的霍教授，就写了一篇文章。他表示，“占中”的理由不充分。就算要奉行西方民主，要争取更大的权利，也可以逐步迈进，没有必要拒绝协商、高调抗争，甚至还冲击政府总部，试图瘫痪整个香港。
霍教授在文中还把民主形容为时代的（）。可不是吗？如果像香港这样，任何持不同政见者都只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为主张自己的诉求不惜违法，以所谓公民抗命的方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那结果不就和吃一样吗？
可是这样的观点并非人人赞同。“占中”爆发后不久，在新加坡也有人通过网络号召大家到芳林公园集会声援。不过当晚就有参与集会的港人被新加坡警方带回警局问话。原因是芳林公园是开放给新加坡人自由集会的场所，但不包括外国人，外国人不应把他们的国内问题带进新加坡。这里有一句潜台词很明确:别以为为了民主，你什么都可以干！
之后李显龙也在国大的一次演讲中表态，香港不是一个国家，须遵守一国两制，外人不应干涉。他也提醒台下听众一个事实，在英殖民时期，香港从未举行过选举。外长尚穆根也表示，北京提出的政改方案，令香港得到的民主空间，已远超在港英时代所得，可是西方媒体对此只字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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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孔教会为庆祝百年华诞，最近主办了一系列活动，包括为期两天的国际儒学研讨会，邀请了南大华裔馆前馆长廖建裕教授，香港著名教育家、儒学家霍韬晦教授来做主题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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