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热点：林毅夫再谈北大交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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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复旦大学召开的杨小凯逝世十周年追思会，会议主办方原定将这场追思会办成一个闭门会，不对外宣传，邀请经济学界的朋友坐下来一两天认真思考和探讨一下中国经济学科未来发展道路乃至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问题。按会议安排由黄有光、林毅夫和张维迎先做主旨发言，发言之后进行相互评论。结果林毅夫和张维迎的发言及相互评论在媒体上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关注，并连带地追述到1995年两人有关国企改革的争论。林毅夫在《解读中国经济》（增订版）中深层剖析了这次争论的起因、实质和成果。

林毅夫|文
    1995年我和维迎就国企改革问题的辩论,被媒体称为“北大交火事件”，那次争论媒体进行了许多报道，其后我和蔡昉、李周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其他文章，维迎也有系列论著问世，系统阐述各自的观点。

    张维迎的论述从现代企业理论出发,强调企业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称安排的重要性。他认为负责经营决策的人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让真正承担风险的资产所有者选择经营者,优先成为企业家,才能保证真正有经营能力的人占据经营者岗位。当一个经济中不允许个人成为财产所有者时,就等于失去了判断经营者才能的可靠信息。国企改革的出路是民营化,将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变成债权、非国有资本变成股权。
  
    我则认为国有企业问题的关键是委托—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的问题。国企，尤其大型国企，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由此承担了因违反比较优势而在公平、开放的竞争市场上缺乏自生能力的战略性政策负担，以及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问题而产生的冗员、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政府无法摆脱给予企业保护补贴的责任，形成了预算软约束。在有政策性负担的情况下，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以凑效，尤其是国有企业私有化后，所有者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效率会更低。我同时认为，享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要统一起来，只有中小企业才能做到，大型企业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都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要避免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对称产生道德风险，侵蚀所有者的利益，必须依靠公平竞争的市场使企业盈利状况成为企业经营好坏的充分信息，并据此来制定经理人员的奖惩制度，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相容。如果是垄断，大型的民营企业也无法解决效率和代理人的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革的起点应在于剥离战略性政策负担和社会性政策负担,以硬化预算约束,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此公平竞争的基础上，中小型国有企业以私有化为宜，以达到所有者和经营者的统一。大型的企业，则不管是国有还是民营，如果经营得好都可以发展，如果经营不好，则都可能被其他所有制的企业兼并，甚至破产。在复旦的讨论会上，当我主张对于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比简单的私有化重要时，维迎据此认为我主张把大型企业都国有化，显然是一个误解。

维迎和我的观点就内部逻辑来说都是自洽的。从实践来讲，在抓大放小的思路下，我国的中小型国有企业基本都已经私有化，大型国有企业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而是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的思路进行了改革，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有不少还成为上市公司，到现在冗员等社会性负担基本已经剥离；并且，由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许多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大型装备、汽车等产业在我国已经符合比较优势，在国内外市场有了竞争优势。因此，我在2008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专题》及其他一系列文章中，建议消除双轨制遗留下来的以金融抑制、资源低税费和市场垄断的方式对大型国有企业的暗补，放开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在市场上让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公平竞争。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资本技术极端密集，仍然违反我国比较优势的国企，则和发达国家一样由财政拨款直接补贴。

    维迎的观点则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得到实践，除了波兰、白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兹贝克斯坦等少数国家外，基本按现代企业理论的政策建议，把国有企业都私有化了，但是，结果和改革预期达到的目标正好相反。世界银行、欧洲开发银行和其他许多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发现，除了在私有化过程中出现许多低价甩卖国有资产造成分配不均和寡头垄断的情形外，大型企业的情形就像20年前我和维迎争论时所预测的那样，目前从国家拿到的补贴比在国有时期更多而不是更少，效率是更低而不是更高了。并且，就经济总体表现情形来看，在东欧国家中表现最好的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以及在前苏联国家中表现最好的白俄罗斯和乌兹贝克斯坦，则都没有实行大规模私有化。